聂作平

　　带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陶行知
　　上午9点过，又湿又重的雾气渐渐褪去，远处的楼宇、山峦慢慢清晰起来，市声也似乎更加喧嚣、尖锐。
　　北碚文星湾，曲曲折折的马鞍溪即将流到它的终点——几百米外，它注入浩浩荡荡的嘉陵江。马鞍溪上，是一座前些年才建成的大桥：文星湾大桥。大桥周边，房屋鳞次栉比，车流来来往往，一派都市繁华景象。我登上路旁一座稍高的小山面东眺望。
　　我还是没能望见嘉陵江。
　　我的视线被一排排楼房挡住了。
　　我想，假如我登上小山顶的高层住宅，推开窗，一定能望见嘉陵江，以及江对岸的黄桷镇、东阳镇，甚至更远的白庙子。
　　70多年前，在绝大多数建筑都只有一层或两层的时代，在我站立的山上，有一座高耸的碉楼。山丘加上鹤立鸡群的碉楼，那时，碉楼的主人多半会在长久的伏案后站起身，走到小窗前向外张望。
　　他看到了舟船来往的嘉陵江，看到了烟树迷离的夏坝，看到了黄桷码头、白庙子码头，以及码头后面那一线逶迤的大山，大山深处藏着陪都最大的动力来源：天府煤矿。
　　有时，碉楼主人走出碉楼，沿着窄窄的石径一步步下山。他穿过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走过弯弯曲曲的街巷，一直走到嘉陵江边。江边，有一座码头，叫朝阳正码头。每天，民生公司往来于重庆和合川的轮船会准时在这里停下来，下来一批乘客，上去一批乘客。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如岁月之无尽。
　　碉楼的主人是轮船的常客。几年来，他要么溯流而上前往合川下辖的一座乡场——草街子，那里，有他人生最后几年最重要的事业：一所栖身古庙的学校。要么顺流而下前往重庆，有时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时是拜会朋友，而不论是社会活动还是拜会朋友，大多时候，都是为了那所学校。
　　碉楼主人叫陶行知，学校叫育才学校。


　　1942年元旦，陶行知前往管家巷28号。
　　今天，管家巷还在，仍是一条小巷。一头是一些机关单位及宿舍，另一头是居民小区和店铺。
　　十几天前的1941年12月，陶行知已去过一次管家巷。其时，管家巷28号被日机轰炸，虽未倒塌成残垣断壁，但必须大修。陶行知打听到，房子属四川省盐务局，而盐务局将其暂借给了财政部。
　　恰好，他和盐务局局长缪剑霜以及财政部官员鲁佩璋都很熟悉，鲁佩璋还是他的安徽老乡。经协商，缪剑霜答应把房子借给陶行知。双方约定，房子由陶行知负责维修，维修费用抵5年房租。
　　这天下午，陶行知带着妻子吴树琴来看房子，并请人维修。管家巷28号自此成为陶行知在重庆的住所，以及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
　　这样，从1942年1月开始，陶行知有三处住所，即重庆管家巷28号、北碚文星湾碉楼，以及草街子育才学校。
　　1942年前后，陶行知老是想起一个人，说及一个人，写下一个人。
　　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这个人叫武训。
　　武训系山东冠县人，生于1838年，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武七。他7岁丧父，没上过学。14岁后，在多个地主家当长工。只因目不识丁，被地主以假账相欺，谎称3年工钱已支。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诈，惨遭毒打。正是吃尽了文盲的苦，武七决定行乞办学。
　　走遍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做了十来年乞丐后，省吃俭用的武七购置了300余亩土地。1888年，50岁的武训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崇贤义塾。义塾招生50余名，学费全免，经费由武七置办的学田提供。
　　以后，武七又先后兴办了两所义学。每逢义学开校，他都要宴请老师和学生，并请当地有功名的读书人作陪，他先拜老师，再拜学生。吃饭时，侍立门外。有人劝他一同进餐，他推辞说，我是个乞丐，哪能与读书人同座呢。
　　平日，他常到义学探视。对勤勉的先生，他下跪表示感谢。对偶尔不称职的先生，也下跪以示提醒。有一次，他到义学时，先生午睡过头，学生在学堂打闹。武七跑到先生房前，跪下高唱：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先生十分惭愧，再也不敢稍有怠慢。
　　为办义学，武七甚至拒绝成家，哪怕有人劝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仍无动于衷。他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山东巡抚张曜闻讯，亲自召见他，免征义塾学田赋税。得知武七只有小名后，张曜赐名武训。
　　武训既逝，清政府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入民国，武训精神得到进一步深化，被视作教育事业的楷模。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蔡元培、黄炎培等各界人士，都为其题词或撰文。武训的事迹被编入教科书，全国有30多所学校以武训命名。其中，单山东就办了15所武训小学。
　　陶行知将武训敬为人生楷模，视作隔代知己，他在《武训颂》中说：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最困难的日子里，陶行知总是用武训行乞办学的事迹来鼓舞自己：
　　“我当以武训的真精神多找几位育才之友来帮助我们渡过这个难关；”
　　“中国不能等待数十年出一位武训。我们大家要合起来做集体的武训，孳生千千万万的新武训来扶助贫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学机会。”
　　安徽陶行知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副面模和一副手模。面模用白色石膏粉制成，定格了陶行知刚去世时的遗容。他双眼紧闭，嘴角半抿，神情安详，如同工作累了后平静地睡去，明天还要醒来继续操劳。
　　面模和手模的制作，创意源自陶行知的一首诗：
　　“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这首诗，我上小学时学过，只是，那时我不知道陶行知。
　　今天，我们还能找到的陶行知最早的照片，摄于1906年。
　　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风气初开，原本像尾巴一样拖在脑后200多年的辫子，在陶行知头上已经剪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浩荡的世界潮流之下，清廷对社会的控制相当虚弱。
　　少年时期的陶行知面目清秀，乍眼一看，甚至有些像女子。青年和中年时期，戴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无框圆眼镜。其中一张照片，白衣飘飘，手握一柄鹅毛扇，神情严肃地端坐着，非常符合人们心中的民国知识分子形象。
　　安徽陶行知纪念馆在黄山歙县。这里，是陶行知的故乡。
　　光绪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歙县西乡黄潭源村。这一年，在中国，热河地区金丹道起事；青岛设置；光绪首次在紫光阁接见多国使节；李鸿章检阅北洋及南洋海军；北洋舰队启程访问日本；香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宜昌等地发生教案；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这一年，在国外，爪哇人头盖骨出土；洛克菲勒捐资创办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招收第一届学生；爱迪生拿到收音机、摄影机专利；飞利浦公司创建；篮球运动发明；第一辆电动汽车问世……
　　这一年降生而与陶行知成为同龄人的名人有：李宗仁、孙科、戴季陶、陈望道、王世杰、张自忠、胡适、李劼人……
　　陶家世代相传，他们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后裔。故此，陶家的草房，命名为五柳堂。陶家所在的小巷，命名为五柳巷。不过，乡人还是习惯称陶家巷。
　　陶行知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他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陶行知的父亲原本在邻近的休宁县万安镇经营酱园，算是小业主。破产后，回黄潭源村务农。母亲除操持家务并协助田间劳作外，还帮人浆洗缝补，换取一点小钱补贴家用。
　　关于陶行知的家境，当他还在世时，就有一些误解。比如，1936年5月10日，他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幼稚师范演讲前，他的学生孙铭勋介绍，“陶先生是生长在中国安徽乡下的一个富农家里”。陶行知当即纠正：“对于孙先生的介绍，我非常满意，但我有一点修正，我的家里只有两亩田——而且当我幼年时就是一天天地没落，并不是一个富农”。他的学生误解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所以，陶行知出身于底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这种出身，为他后来致力于平民教育，埋下了伏笔。
　　7岁起，陶行知先后在几家私塾读书。其时，科举尚未废除，私塾为先生所授，乃是四书五经及诗词歌赋。这也为陶行知打下了良好的旧学基础——比如他的书法，虽然他从来不是书法家，但其随手而就的书信、文稿，墨意淋漓，充满书卷气。
　　歙县徽城镇小北街南端的徽州古城附近，如今建有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时代，这里是一家书院，名为崇一学堂。崇一学堂创办时，陶行知15岁。
　　书院的创办者为基督教内地会，校长由英国牧师唐进贤兼任，翻译叫章觉甫。陶行知的父亲与章觉甫关系不错，经章介绍，陶行知的母亲到学堂帮工——之前几年，陶行知的父亲在休宁县万安镇担任掌管田赋资料的册书，由于染上鸦片瘾，身体日差，只得回家赋闲。养家糊口的重任，落在陶母身上。
　　16岁时，陶行知常到学堂看望母亲，并帮母亲干一些杂活。他的勤劳和聪明打动了唐进贤，遂让陶行知免费入学。
　　与此前就读的私塾完全不同，崇一学堂开设有英语、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课程。这些课程，为陶行知打开了瞭望世界的窗口。窗外，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火光，让这个乡间少年顿觉眼前一亮。
　　两年后，崇一学堂因唐进贤回国而关闭，陶行知前往杭州，考入广济医学堂。那时，在少年陶行知心中，西医代表了科学。他希望利用这种科学悬壶济世，解除人间苦痛。
　　然而，陶行知在医学堂只待了三天就愤而退学。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与一般教会学校不同的是，医学堂对非基督徒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歧视。陶行知无法忍受。
　　离开医学堂后，陶行知到苏州投靠表兄，但表兄也是身无长物之人。后来他回忆，“流落在苏州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
　　穷途末路的1909年秋天，陶行知在苏州街头与一个外国人不期而遇。这个外国人，乃是陶行知人生中的贵人。他就是此前的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唐进贤得知陶行知的窘境后，把他介绍到金陵汇文书院。
　　金陵汇文书院在南京，其旧址，在今南京金陵中学校园里。1888年，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创办汇文书院，书院附设大学部，下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大学部外，另有中学部，又称成美馆。陶行知求学的，就是金陵汇文书院中学部。
　　一年后，美国教会所办的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组建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与清政府没有任何行政管理上的关系，也无需得到清政府认可。1911年4月，纽约州教育局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特别许可证，同意金陵大学在纽约州教育局备案，并认可其为一所完全大学。这就意味着，只要拿到了金陵大学的文凭，就可直接升入国外相应大学深造。
　　1910年秋，陶行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成为其首届学生。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对陶行知产生了两大深远影响。
　　其一，陶行知开始研究王阳明学术，接受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并将名字由陶文濬改为陶知行——20多年后的1934年，复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
　　其二，金陵大学的办学宗旨，乃是培养学生的牺牲与服务意识，倡导博爱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这种牺牲与服务精神，之后贯穿了陶行知的一生。
　　1914年6月22日，金陵大学文科举行毕业典礼，陶行知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论文中，他阐述了民主共和之思想，提出自由、平等、民胞乃共和三大信条——以后的岁月中，这些信条，便是陶行知着力为之者。其中，他尤其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从那时起，陶行知有志于教育，希望教育救国。
　　当年8月，与安徽休宁人汪纯宜结婚后，陶行知浮槎沧海，前往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一年后的1915年8月，他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毕业，获政治学硕士学位。
　　陶行知真正心仪的并非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专业也非政治学，而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无奈，经费有限，他只得退而求其次。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毕业后，陶行知意识到，他所学的市政专业，将来只能从政，这与他教育救国的理想相去甚远。为此，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到哥大后，给陶行知上课的教授，包括杜威和孟禄等大师级人物。师范学院院长，则是知名教育家罗素。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陶行知再次陈述了他的人生目标：教育救国。
　　他说：“再经过两年多的培训，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
　　考察陶行知的短暂人生，他的确践行了他发下的宏愿。他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为民主而奋斗。
　　30年后，当他以56岁的壮年去世时，他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锦旗，旗上八个大字，是对他的盖棺论定：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


　　30多年前，高考前填报志愿，我在厚厚的高校介绍手册里，翻到一所十分奇怪的学校：晓庄师范学院。说它奇怪，几乎所有的高校，前面的定语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地名，诸如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至少，也是地区一级的地名，诸如南充师范学院。这个晓庄，难道是个村庄？一个村庄，怎么可能办一所师范学院呢？
　　很多年后，我来到了少年时曾好奇不已的晓庄师范学院。
　　南京主城区北面的长江南岸，一列十来公里的山呈东北—西南走向，这就是幕府山。幕府山的主峰，是靠近东南的一座，名为劳山。尽管劳山的最高峰也不到200米，但在平坦的长江下游，看上去，仍然有山的雄伟；加之漫山郁郁苍苍的林子，更有一种幽深而高远的气象。劳山山顶，林子间辟出了一方小小的园子。硬化后的园子中，立着一块碑，上书：南京市坐标原点。
　　这个原点，是南京城市平面坐标的起算点，它默默立在劳山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从南京市坐标原点一侧，沿林间小路下来，不远处的山麓，有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飞檐、红柱、中式门窗以及坡屋顶的设计，看上去古色古香。这建筑，是全国众多陶行知纪念馆之一。纪念馆右侧的山谷里，是陶行知的长眠之地。墓前，石质的牌坊上刻有一副对联——那是陶行知生前给人题词时，经常写的一句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横批：爱满天下。
　　陶行知纪念馆和陶行知墓所在的这方园子，名为行知园。这里，就是几十年前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地方。
　　陶行知的理想是办教育，实现教育救国。教育有很多种，他的选择是平民教育。至于平民教育的重心，陶行知认为在农村。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民占全国人数85%”。
　　将近百年前，中国文盲率极高，在广大乡村，文盲更是高达八成以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终年在一亩三分地里辛勤劳作，依靠汗水和忍耐挣一口饭吃，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文化，不懂科学，愚昧无知几乎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其时，中国学校极少，乡村尤少。并且，最令陶行知不满的是，屈指可数的乡村学校，它们的路子全错了。他批评说：“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以陶行知的理念来说，乡村学校培育出来的人才，原本就该留在乡村，为乡村建设服务，通过改造乡村的方式改造国家。但事实上，这些乡村学校培育出来的人才，成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逃离乡村，去城里过现代生活——这种选择，今天看来，似乎也不必格外苛求。但在彼时那些有理想有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眼中，却是一种逃避与逍遥。
　　故此，陶行知面向农村的平民教育，他决定从办培养乡村教师的师范起步。1926年，由他担任主要负责人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因经费而陷入危机时，他在给同仁的信中，豪迈地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光明，前途有无穷的希望，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提倡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
　　1927年1月10日，由陶行知主编的《新教育评论》刊发了一则招生广告，内容如下：
　　目标：（一）培养农夫的身手；（二）培养科学的头脑；（三）培养社会改造的精神。
　　考试科目：（一）务农或土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汉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
　　本校准备：（一）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
　　投考资格：初中、高中、大学末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者，为预储师资起见，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投考，尤所欢迎。
　　……
　　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这则招生启事，可谓前无古人，恐怕也将后无来者。它表明陶行知要办的是一所“特殊”学校，要培养的是一种“特殊”人才——他希望经过“特殊”学校的“特殊”培养，“特殊”人才能扎根乡村，与农民为伍，通过乡村建设达到救国的目的。
　　招生启事刊出前，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寻找合适的校址，先看中了神策门外的黑墨营，不成。后来，小庄农事指导员邵德鑫愿意让出他的200亩地供学校使用。于是，校址就定在了老山脚下的小庄——陶行知将老山改名劳山，取劳动之意；将小庄改名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
　　办学的地盘有了，可那时的晓庄，还是城市远郊的一片荒地，周围零散地居住着一些农户。陶行知的学校，片瓦皆无，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招生启事招来了13名学生——陶行知联想到了十三圣徒。李相维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记得是三月十五日，在一块空地举行开学典礼的，陶先生和赵叔愚都讲了话。学校虽然开学了，却没有房子。所以陶先生的讲话曾讲到，晓庄师范，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课堂。”
　　开校第一个月，学生们借用附近燕子矶小学的教室和宿舍。与此同时，师生自己动手，像燕子筑巢一样，在劳山脚下的荒野上搭起一间间茅屋。
　　第一期13名学生中，操震球是最特殊的一个。他本是清华大学体育系二年级学生，看到招生启事后，被陶行知的愿念激动，写信说，“自信以我目前状况，欲效劳于社会，事之最急最要者，一为提高农民知识，二为增进农民生产”，并表示他“决意从事乡村教育，创建中心学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
　　陶行知接读来信，大喜过望。他立即给操震球回信说，如果全国的青年都像操震球这样，“念头都转到各人应走的路上去，还怕中国不能兴盛！”
　　不过，陶行知也担心这个素未谋面的青年只是一时冲动，提醒他：“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的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诉您，还望您慎重考虑再行决定。田家生活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您不怕把雪白的脸晒得漆黑吗？您不怕软手上起硬茧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做工吗？您不怕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从城里人的眼光看来，这都是苦处，其实乡下人并不以此为苦。”
　　当然，提醒他乡村的苦之外，也没忘记告诉他乡村和乡村教育的甘，那就是：“您还能亲眼看见您所栽培的儿童个个桃李似的一年一年地长大，一直到成家立业……您也许可以看见您的村庄和全国的村庄都成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村庄。”末了，陶行知说，“倘使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您决定要来投考，我们万分欢迎”。
　　今天的晓庄陶行知纪念馆，馆名匾额上方，还有两个字：犁宫。
　　当年，陶行知带着晓庄师范师生，在劳山之麓垦出一块块耕地，建起一座座房屋。其中，一座比较宽大但非常简陋的房屋充当了礼堂，陶行知将其命名为犁宫。犁乃农事之必需，一方面，陶行知用犁宫表明晓庄师范将教育与农村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含有耕耘之意。犁宫大门上有两副对联，其一，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其二，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当然，此犁宫非彼犁宫。当年那栋简陋粗糙的茅草屋，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坍塌，如今充作纪念馆的犁宫，系上世纪50年代新建。
　　晓庄师范初建时，最宽大的房子有两座，一座是犁宫，还有一座的名字更怪：书呆子莫来馆。
　　陶行知与冯玉祥交厚，冯玉祥曾到校参观，这名字让他十分不解。因为，他看到的是一间座无虚席的图书馆。图书馆为什么叫书呆子莫来馆？陶行知给冯作了解释：你们扛枪的要分清敌我，图书馆的书也有正反之说。一个人要从社会事物中辨明是非，正反两面的书都要看。书呆子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劝他莫来。
　　几十年后，李相维回忆当年在晓庄师范一边读书，一边在附近小学当教师的生活，有几件事他终生难忘：
　　其一，晓庄紧邻长江畔的燕子矶，时有青年因失恋而从燕子矶上跳进长江自尽。陶行知闻知，在燕子矶立了两块大木牌，上面是他写的两句话：“想一想，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不得：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不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努力而死”。
　　据说，“从此以后，就很少有人跳江了。”
　　其二，每逢周一，晓庄师范的学生都要外出参观其他小学，“吸取别人的教学经验，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开展讨论”。每周三下午课后，学生们两人一组到农家访问，“了解每个家庭的生活情况、劳动情况，了解学生在家帮助家务和学习情况，并向家长汇报孩子们在校的学习情况”。
　　1930年春，正当晓庄师范初见成效，并得到社会各界认可，且江苏省民政厅已同意把师范所在的北固乡“完全划作实验乡，归该校指导进行”时，两起突发事件，给晓庄师范带来灭顶之灾。
　　如果不是这两起突发事件，可以预见，如同卢作孚以峡防局方式管理峡区，最终蝶变为一座新兴的北碚城一样，北固乡也有一个同样光明的前景。
　　1930年3月31日，晓庄师范下辖各小学学生前往栖霞山春游。学生们无钱买火车票，便在南京和平门火车站强行上车。
　　此事，引来社会舆论批评，对晓庄名誉有损。时任铁道部长孙科致信陶行知问讯，陶行知复信表示“此事确系我校学生所为……实在不妥”。
　　紧接着，4月3日、5日，晓庄师范学生联络南京各校，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下关和记洋行工人罢工。
　　两天后，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官谷正伦奉命训令晓庄师范暂行停办。4月12日，晓庄师范被强行解散，陶行知遭通缉——前一天晚上，提前得知消息的陶行知星夜赶往上海。
　　开办3年多的晓庄师范如同流星一样匆匆划过，在短时间的闪亮后，又归于永恒的暗与寂。
　　晓庄师范关张了，附近村庄的孩子和老人，偶尔，还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晓庄师范的校歌——那校歌，出自陶行知之手，像他的所有诗篇一样通俗晓畅：
　　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
　　自己的事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第一次踏上北碚的土地，是在1939年2月26日，时为民国二十八年，陶行知49岁。
　　与陶行知同行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陶宏。陶宏是陶行知长子，系陶行知与发妻汪纯宜所生。
　　一个是女友吴树琴。吴树琴与陶行知同乡，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1934年，吴树琴与陶行知在上海相识。尽管两人相差达24岁，但交往中，吴树琴对陶行知由崇拜而生爱意。当汪纯宜因误服安眠药而精神错乱，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后，吴陶感情迅速升温。
　　汪纯宜去世前一个月，即1936年3月15日，陶行知给吴树琴回信，接纳了吴树琴在信中表达的情感。前往北碚时，二人正在恋爱——他们的婚礼，将于几个月后的1939年12月31日在北碚兼善餐厅举行。
　　去北碚，有两件重要事情。
　　第一件，拜访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时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的钱崇澍。
　　中国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任鸿隽等人于1915年发起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先后设在南京和上海。抗战后，科学社生物所在钱崇澍的带领下，内迁北碚——几十年后，经当地朋友指引，我找到了其旧址：北碚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靠近西南大学教师宿舍的一栋两层的中西合璧小楼。
　　当年，到北碚访问的李约瑟，也到过生物所，并为生物所拍了几张照片。将如今的建筑与老照片对比，几乎没什么变化。
　　那么，1939年2月28日，当陶行知来到生物所时，他看到的生物所，和我现在看到的也差不多。这中间，不像是过了70多年，好像只过了70多天。
　　这一年，陶行知组建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育才学校，这是他的理想和事业所在；一个是晓庄药物研究所，这是为了发挥吴树琴的专业特长。
　　研发和生产药物，需要大量投入。陶行知虽是社会贤达，在政界、军界、学界、商界都有广泛人脉，但也无法拿出足够的经费。他拜访钱崇澍，就是希望与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研制国药。
　　洽谈十分顺利，双方一拍即合。但是，国药那么多，到底研发生产哪一种呢？经调查，他们得知北碚疟疾流行，而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却非常紧缺，一般老百姓既买不到，也买不起。陶行知提出，双方合作，研发治疗疟疾的中药。
　　吴树琴回忆：“当时我思想上有顾虑，他就耐心地说服我，‘有条件去干，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去干。困难是有的，要以迎接困难，解决困难为乐。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都应该充满信心去做’。”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陶行知带着吴树琴在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要我去试验和研究。同时又在育才学校里找了一位工友江友清来协助我工作。面对没有设备和工作室的情况，陶先生就陪我们在研究所附近找到一间土地庙，经过修理，搭起土灶，购买了简单的制药设备和药材，就动手干了起来。”
　　几十年前的民众的认知，远非今天可以想象。比如，卢作孚在北碚免费给小孩种牛痘，可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们固执地认为，“哪有这样做好事的，他今天不问你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要死了，他才问你要！”
　　晓庄药物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中药水，分发给附近的老百姓，他们同样不肯服用。他们祖祖辈辈都固执地认为，打摆子是鬼神作怪，根本不是药治得好的。“经过我们再三宣传和讲解，当他们了解到疟疾病因是由于蚊子传播所致后，才渐渐开始接受服用。实践证明药效良好，从我们上门送药转变为老百姓上门取药。”
　　过了不久，有人反映说，药水太苦，服用后常引发呕吐。陶行知也认为水剂不太方便，且有副作用，要求吴树琴解决这两大问题。吴树琴根据所学的知识和从事药研的经验，把水药经过浓缩后，制成半流动的药膏，再加些辅助药粉，制成了中成药丸。并且，“在不断地分析和修改药方成分的同时，又经过一年多上万人次用药的试验，疗效显著。我们就将此药命名为治疟丸。此药很快免费送到了农民、工人、学生、士兵手中”。
　　陶行知与吴树琴相知相爱，他不想让吴树琴只是作为自己的夫人，而是希望她成长为一名职业女性，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才去找钱崇澍合作。
　　如果说药物研究所研发生产治疟丸，解决的是民众肉体的痛苦的话，那么，陶行知在北碚的第二件事，则是企图从精神上影响民众、塑造民众。　　
　　那就是育才学校。
　　陶行知到北碚，是为了给筹备中的育才学校找一个合适的校址。
　　第一次到北碚前5个月，即1938年9月27日，陶行知乘坐一条名为佛山号的客船，从香港抵达广州。当天下午5点，又匆匆登上火车，沿粤汉铁路北上。到长沙后，因前方的德胜桥中断，“车不能通”，遂在长沙滞留一天，顺便拜会了到长沙检阅军队的冯玉祥。湖北省主席张治中闻讯，设宴款待。
　　9月30日，抵衡阳。湖南省4000多名中学生正在此地军训，陶行知应邀去演讲——陶行知辩才无碍，精于演讲，平生演讲不计其数，且十分吸引观众。
　　比如，有一次，他到武汉某大学演讲。上台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公鸡，观众全都愣住了。陶行知一声不吭，又取出一把米放到桌上，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公鸡扑腾大叫，根本不吃。陶行知又扳开公鸡的嘴，把米塞进鸡嘴，公鸡仍然不吃，还拼命挣扎。这时，陶行知放开公鸡，退后几步，公鸡站在桌上，快速吃了起来。
　　于是，陶行知开始演讲了：“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地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在衡阳演讲完毕，当晚，陶行知乘坐吉和号船，由湘江转洞庭湖再入长江，于10月1日深夜到达武汉。次日，《新华日报》刊出一篇报道，报道称：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自1936年7月出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在英稍停后转比（利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经过路程十万八千里，到廿六国家……在此期间，陶先生一面观察各地华侨情形，一面向国际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势，历时两年……因为离开祖国已两年，陶先生极愿从速返国参加抗战建国工作……至于陶先生今后的工作，陶先生将仍然担任教育工作，将来或许办一个战时学校，或许用其他的方式……”
　　的确，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事业与追求，既是他安身立命的方式，也是他报效国家的途径。
　　回国后，陶行知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晓庄师范并改建为晓庄学院。
　　8年前的1930年，晓庄师范因卷入工人运动而被强令解散，陶行知被通缉，他不得不辗转上海和日本避难。两年后，1932年初，在冯玉祥等人的活动下，国民政府撤销了通缉令，并通知发还晓庄师范所有被封存的校产。然而，陶行知派去接收校产并准备复校的戴自俺、孙铭勋等人无功而返——当局既没发还校产，更不同意复校，就连硕果仅存的晓庄小学也被迫停办。
　　此后4年间，陶行知为复校多方奔走，均无结果。不过，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并没有停息。他写文章、办刊物、搞演讲，尽量将他的思想影响更多的人——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尽量照亮更多的黑暗角落。
　　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从香港出发，前往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大会，从而拉开了他历时两载的海外游历。两年后的1938年9月，他终于回到久违的故国，并由广州抵武汉，由武汉溯重庆。
　　然而，几经努力，陶行知申请复校，得到的批复却是：不拟复。
　　陶行知的热望遭遇兜头一盆凉水。
　　晓庄师范既然恢复无望，陶行知也不准备再耗费时间精力。
　　他要再办其他学校。
　　这个其他学校，就是后来的育才。